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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张爱玲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日期:来源:张爱玲收集编辑:土味情话

张爱玲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张爱玲原名张媖,于一九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张志沂,母亲黄素琼,两人都是名门之后,家中还有个弟弟张子静。

虽然家出名门,但是张爱玲的童年充满不堪的回忆。因为父亲沉迷于鸦片,并且对他们姐弟两没有尽到做丝毫父亲的责任。接受过新教育的母亲终受不了父亲的颓废,在张爱玲读小学的时候提出了离婚。

后来父亲张志沂娶了后妈孙用蕃,因与后妈发生口角,张爱玲逃出父亲家,投奔母亲。虽然张爱玲有个悲惨的童年,但这些也都是她后来写作的资源,因为她的生活就是一部剧。

大学时期,张爱玲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后来因为战乱转入香港大学。在此,她结识了她最好的朋友炎樱。1942年,因为香港战乱,她俩一同返回上海,此年,张爱玲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优质作品。

后来张爱玲与有夫之妇胡兰成相爱,胡兰成为她离婚,两人结为夫妻。婚后胡兰成难改风流本性,张爱玲无法忍受以致离婚。而后她全身心投入写作,直到遇见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先生。

此后,张爱玲开始出版全英文小说。在一九六零年,张爱玲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第二任丈夫在一九六七年去世。1995年,张爱玲被发现死于洛杉矶的公寓之中,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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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作家贾平凹:与张爱玲同生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作家王安忆: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作家王小波: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

作家白先勇: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

作家李欧梵: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像神话一般,经过一代代的海峡两岸作者和读者的爱戴、诠释、模仿、批评和再发现而永垂不朽。

作家余秋雨: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作家于青:张爱玲将女性意识的探索深入于历史深处,深入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去透视女性自身的心理上屏障,相对于五四呐喊时期便显得更深刻和有力。

作家叶兆言: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作家陈克华:世界上有华人华文的地方,就有人谈论张爱玲。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张爱玲

张爱玲为什么一生三恨?

张爱玲一生有三恨,这是她在《红楼梦魇》中提到的“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这里的“恨”沿用的是古意,是“遗憾”的意思。

鲥鱼,自古就是“长江三鲜” 之一——另两鲜是刀鱼和河豚,历来是河鲜珍品。鲥鱼味道虽鲜,却有很多刺,这让许多人望而生畏,据说江南美食家擅烹鲥鱼者,用慢火把鲥鱼煨煮一夜,用笊篱捞去骨刺,用鱼羹下面条,鲜美无比。

可惜如今这河鲜濒临灭绝,上世纪七十年代还能行成渔汛,只需几元十几元一斤,改革开放初,由于过度捕捞,成体稀少,已经涨到四百元一斤,如今更是两千元还难买到。生长在贵族之家的张爱玲吃过很多种鱼,也吃过很多次鲥鱼,故而才能发出“鲥鱼多刺”的感叹。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正是中国老牌贵族的风范。

海棠,虽然也是名花,但论雍容华贵不及牡丹,顽强坚忍不及梅花;但其鲜红纯正的色彩自古以来就赢得了大诗人的称赞。苏轼的《海棠诗》“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把海棠比喻成一个遭遇落寞的佳人,虽然流落异乡,却保持了美好和鲜艳。

由此可见海棠是美艳高标之花,张爱玲的审美情趣也同样是美艳高标。唯独遗憾的是海棠有色有形却无香,难怪“海棠无香”成为她的一恨。

《红楼梦》 堪称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可惜后三四十回由于种种原因遗失了。续作多如牛毛,但终归于狗尾续貂。《红楼梦》的残缺是许多读者的“恨”,可这“恨”到了张爱玲的心里,又该是怎样的铭心刻骨和撕心裂肺。由此可见真正的文学创造者首先该是一个高水平的拥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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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1920.9.30—1995.9),中国现代女作家,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开始在校刊和杂志上发表作品。1943至1944年,创作和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

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定居,创作英文小说多部,但仅出版一部。1969年以后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的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1995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去世,终年75岁。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人生三恨

张爱玲是怎么死的?

据法医检验的结果,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也就是1995年9月1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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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8日,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前一天,当洛杉矶警署的警察打开罗契斯特街公寓一间房间的门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凄凉画面:一位体态瘦小,身着赫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屋中一张相当精美的毯子上溘然长逝,旁边是一叠展开的稿纸和一支未合上的笔。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这位逝去的老太太就是风靡华文世界的才女张爱玲。

张爱玲好友林式同来到罗契斯特街公寓,只见警察和房东正在房间里忙碌,据法医检验的结果,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也就是9月1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林式同只知道张爱玲一直患有牙病、眼疾和皮肤病,平常也容易感冒,没想到她还有心血管疾病。

他上前告知了自己的身份,警察允许他进入张爱玲的房间。张爱玲生前从不请他人进她的家,对林式同也不例外,这是林式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了张爱玲的私人空间。

张爱玲去世后,关于她的最后时光海内外大小媒体有过种种猜测和报道,作为张爱玲在美国最亲近最可靠的朋友和现场见证人,林式同如实地向世人公布了他所看到的一切细节和张爱玲的最后遗嘱。

她的遗嘱极为简单:“一、一旦弃世,所有财产赠予宋淇(戏剧家宋春舫之子,张爱玲至交)夫妇;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殡殓仪式,如在内陆,骨灰撒在任何广漠无人处。”林式同忠实地执行了她的这个遗愿,在9月30日张爱玲生日那天,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里。

参考资料:人民网-最后的张爱玲: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

关于张爱玲的感情问题?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象个作家,倒象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也许他是给她的创作提供灵感的吧。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就是这样真实的期盼!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

  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她竟还是那样投入地爱他。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她是震动的,因为她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但又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刚离开张爱玲、周训德的胡兰成,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可见他的滥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两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吧,还有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然而,还有后话。

  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末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至此,这段爱情是真真地谢幕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

  张爱玲张爱玲 胡兰成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胡兰成兰成是浙江嵊县胡村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想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1960年左右,年届四十的张爱玲。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张爱玲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也许他是给她的创作提供灵感的吧。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张爱玲

  就是这样真实的期盼!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

  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她竟还是那样投入地爱他。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她是震动的,因为她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但又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刚离开张爱玲、周训德的胡兰成,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可见他的滥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两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吧,还有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然而,还有后话。

  20世纪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张爱玲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末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至此,这段爱情是真正地谢幕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爱》的原文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

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扩展资料:

《爱》是张爱玲创作的散文。原刊1944年《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该散文讲述了一个女子想等待自己的爱情,却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的悲惨命运。

《爱》的魅力便在于从这份悲凉与无奈中营造一份美感,获得一种彻悟。“月白的衫子”、“老了的时候”、“无涯的荒野”以及短短数百字之内竟用了七个“没有”,这些貌似没有感情色彩的措辞更加重了文章的悲凉之意,烘托出“爱就是命运”乃至“生是命运”这一主题。

“爱”这一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述说不尽的主题,张爱玲仅以三百四十余字的袖珍篇幅,看似轻松地淡淡道来。语言洗尽铅华单纯干净,全然没有她惯有的华丽绚烂。然而,一种不动声色的人生苦难和沧桑已被她轻轻地触及;而一份爱的无奈和哀痛也被她暗暗地激起,让人想想就忍不住要心酸落泪。

文章以四个字起首作一段:“这是真的”,潜台词即:这不是小说,更不是传奇。“这是真的”,读完全文,回味过来,更加重了故事的悲剧感。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

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1944年张爱玲结识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适逢中秋节,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病而去世,终年75岁,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一个星期。

9月30日,生前好友为她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后,骨灰被撒入太平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爱

才女 张爱玲的生平简介?

1920年9月30日出生於上海,原名张煐

1922迁居天津 1928由天津搬回上海,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1930改名张爱玲

1939考进香港大学

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投入文学创作。两年后,发表《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并结识周瘦鹃、柯灵、苏青和胡兰成

1944与胡兰成结婚

1945自编《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同年,抗战胜利

1947与胡兰成离婚

1952移居香港

1955离港赴美,并拜访胡适

1956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八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

1967赖雅去世

1973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1995九月逝於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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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简介: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叽,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 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张爱玲散文《爱》的原文,要全部。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扩展资料:

“爱”这一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述说不尽的主题,张爱玲仅以三百四十余字的袖珍篇幅,看似轻松地淡淡道来。语言洗尽铅华,单纯干净,全然没有她惯有的华丽绚烂。然而,一种不动声色的人生苦难和沧桑已被她轻轻地触及;而一份爱的无奈和哀痛也被她暗暗地激起,让人想想就忍不住要心酸落泪。

文章以四个字起首做一段:“这是真的”,潜台词即:这不是小说,更不是传奇。“这是真的”,读完全文,回味过来,更加重了故事的悲剧性。

接下来叙述一个真的、美的、纯的,同时又是那么虚的、淡的、凄的关于“爱”的故事。春天的晚上,桃树的底下,着月白衫子的十五六岁的少女,正是青春如花,做梦怀春的豆蔻年华,对爱可以有无数的美好憧憬。

正当此际,那个对门的他,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对她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然后,“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

仿佛要发生点什么,却什么也没发生。结果的确什么也没有发生——“就这样就完了”,张爱玲在此另起一段,六个字里用了两个“就”,就冷酷的葬送了那个春天的桃花盛开的萌芽着爱的情感的晚上。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

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1944年张爱玲结识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适逢中秋节,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病而去世,终年75岁,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一个星期。9月30日,生前好友为她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后,骨灰被撒入太平洋。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爱》

张爱玲为什么离开中国

  张爱玲,原名张瑛瑛,笔名梁京,192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的一个官宦家庭。她的祖父张佩纶是著名的清朝御史,祖母则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之女。1939年,张爱玲曾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后因欧洲战事就读于香港大学。1942年回到上海,23岁时以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走红,一年后出版了包括10部作品的小说集《传奇》,成为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1944年与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结婚。她发迹在上海,事业在上海,家庭在上海,然而上海解放后她却去了香港和美国。这是为什么?

因为张爱玲注视着解放后的上海,但她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当时夏衍接管并主持上海的文化工作,重新组织创办刊物报纸。曾与张爱玲几度合作过的龚之方等人便约请张爱玲为他们的《亦报》写稿。这样,张爱玲便以“梁京”为笔名,在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的《亦报》上连载了小说《十八春》,这部描述城市中上层旧家庭的小说引起巨大轰动。张爱玲储存的仍然是旧故事。

1950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有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说:“不会。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引自《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4卷)。这就出现了时代要求与自身状况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于是她开始萌生了去意。

夏衍很赏识张爱玲的才华,指名让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别人都穿着列宁装,只有她穿着旗袍,很不合群。她是一个绝世独立的叛逆者。她感到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考虑到写作和政治上的诸多因素,她唯一的选择便是“离开”。张爱玲离沪前,独自住在黄河路卡尔登公寓。夏衍曾委托已到文华电影公司的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同时婉转地撮合她与著名导演桑弧的“亲密关系”,但张爱玲只是摇头,说:“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决。

她当时对外公布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她的人生轨迹和文学生涯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土改小说写了些什么

张爱玲到香港后,供职于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担任英文翻译。在此期间,她除了完成用于谋生的工作任务,便想拿起她搁置了一段时间的笔。因为在苏北农村参加土改时的切身感受激励着她,新结识的“农村朋友笑声和眼泪”使她欲罢不能。于是她一口气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分别于1954年7月和10月在香港《今日世界》杂志刊登。

这两部反映土改题材的小说,是作者根据当时参加苏北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的所见所闻创作的。她在“自序”中说:“《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说毕竟不是报道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分的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但也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在《秧歌》的“跋”里,作者又强调:“《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为了印证“真实”,张爱玲在小说里收集引用了当时的《解放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公开登载的共产党干部的“自我检讨”、天津的“饥民救济所”、华东的“饥荒状况”等材料。

这样,按照“真实”的原则,小说里即触及到一些社会问题,如土改中的“过火”现象,干部的“腐败”行为等。如《赤地之恋》写农村干部残酷斗争地主连中农也不放过;通过人物说出“老的地主清算光了,但共产党是否已经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而且较前更贪婪,更有势力”。“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生活也一味追求享受”。《秧歌》多次提到农民“习惯的那种半皱眉半微笑的神情”。土改工作队长对农民的看法是:“农民嘛,本来就是落后的。他们心里有多糊涂,你都不知道,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常常不识好歹……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伴随着土改,“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自危”。那些日子,广播喇叭里喊着:“抗拒坦白的顽固分子已经都枪毙了,大家赶快坦白!”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抗战时期的报纸上曾登过她去日本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名字,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序言》)。还有人说她曾和汉奸胡兰成结过婚,和“汉奸无二”;其实她早在1946年6月就和胡离了婚。《海派》报纸干脆说她因为穷困做了美国兵的“吉普女郎”……这些议论都是张爱玲心中的隐忧,使她感到人言的可畏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

  《秧歌》写到饥饿和贫穷。一个小女孩饿得直哭,她父亲(金根)柔声说;“你妈就要回来了,她带东西来给吃。”作品写道:“孩子的妈在上海帮佣。她几个月前就写了信回来,说她要辞工回来种田——金根现在分到田了。自从土改以后,当时家里人就很苦,全靠她在外面寄钱回来……”写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顾冈,因为饥饿偷偷去镇上买茶叶蛋,走到村口,突然发现“荒凉零乱的野地到处伸出了饥饿的眼睛,蛋壳搁哪儿都不合适”;一小孩无意中撞见顾冈躲在门后吃鸡蛋,顾冈“不得不把鸡蛋献出来”。《秧歌》还写了一个重要人物“王同志”,作者借王同志之口说“我们失败了”。王同志积极推行僵硬的土地政策,但并非不晓得民间疾苦:那里面就有他自己的痛苦;他的原则性跟他的盲目性一样强烈,但他又想在原则和人情两方面,在虚伪和真诚之间搞平衡。这是所塑造的干部典型之一。

与这些描写相对应的,还有许多属于光明的场景。如《赤地之恋》开头,土改工作队进村坐在大车上激情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批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怀抱拯救农民贫穷的豪情开进“零乱荒芜”的原野。《秧歌》里还浓重而细腻地描写了农村的一场婚礼:人们让新娘子唱歌,“新娘子金花终于站了起来,斜倚在桌子角上,又把身子背过去,面对着墙”,唱了一首在“冬学班”上新学的《八路军进行曲》;在人们“再来一个”的喊声和掌声中,新娘子又唱起了“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一团欢乐热闹的景象。工作队问起老百姓收成怎么样,谭大娘高兴地说:“现在好呢!穷人翻身喽!现在跟从前两样喽!要不是毛主席,我们哪有今天呀?要不是革命党来了,我们穷人受罪不知道到哪年啊!”作者补充道:“谭大娘把共产党与革命党有点搞不清楚,她一直称共产党为革命党,有时候甚至于称国民党。但是在她这年龄,这错误似乎情有可原。”作者在描绘这些场景和人物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新鲜和欣喜”之情,“张爱玲式”的笔触随处可见。

“血泪之书”为何成了“坏作品”

这两部小说在香港发表以后,引起了大陆评论界的注意。与那时前后出版的同类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比起来,无论是作者的政治背景,还是作品反映的内容及主流倾向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当她的作品纳入大陆新的文学观念和评论框架的时候,人们便马上发现它的“异类”,忍受不了作品当中对于党的土改运动的负面揭示,于是给予严厉的批评。40年代曾经在上海担任《万象》主编并发表过张爱玲小说的柯灵评论说:“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并不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柯灵:《遥寄张爱玲》)。该观点通过对“真实性”的质疑来否定小说,影响巨大,代表了国内研究界的普遍看法。你看,作者竭力标榜“真实”,舆论却在这个根本点上说它“虚假”。差距如此之大。

这些评论引起张爱玲强烈的反响,她曾对美国诗人瑞菏抱怨说:“我得跟控制着出版的力量打交道。我在上海沦陷的时期写作,战争结束,我变成一个汉奸!到了香港,我想写我在中国新社会建立之后所见到的一些事,评论把它论成反共文学!这是恭维,我不能出声,或者,我不能写超过我自身感受的事,即使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做什么,那真是很痛苦,我没有美国梦,我对任何主义都没有好恶!”(王蕙玲:《她从海上来》)

  在迷茫和困惑中,1954年秋,张爱玲寄了一本《秧歌》给远在美国的胡适,请她最崇拜的学者能够指点迷津,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过去评《海上花》说的“平淡而近自然”。胡适接读这本书后果然看得仔细,3个月后回了一封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穴小麻饼?雪吃起来夸嗤夸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

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那条棉被,如175、189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

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76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

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上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 旧历元旦后一日 雪

(引自《张爱玲忆胡适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5月版)

张爱玲收到信后自然非常兴奋,于2月20日给胡适写了回信,她在信中说:“收到您的信,真的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样仔细……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

这是张、胡的第一次通信,在此以前他们并不认识。但张爱玲对胡适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早就佩服,尤其是经胡适点评推介的《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成为少女时的张爱玲倾心研读的启蒙作品,这对她以后形成的“红楼梦——张爱玲句式”的叙述语言风格影响极大。后来张爱玲到美国定居曾拜访过两次胡适,胡适也到张的寓所回访过。他们成为忘年交。

对于张爱玲和她的两部“异类”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的反应,国内外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基调。与国内长期以来封锁张爱玲的状况相比,海外的研究工作却很活跃。1961年,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文学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张爱玲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而且用41页的重要篇幅来评价她。在小说史的序言中还说:“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这本英文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史》80年代初在香港被翻译成中文传入大陆后,使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包括钱钟书、沈从文、林语堂、路翎等一批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并迅速走红,形成大陆第一次的“张爱玲热”。

持相同观点的是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这部书中写道:“事实上,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反共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而且不难感受到她对政治的一种厌恶情绪和躲避态度。固然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已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她还是很难躲避要受到指责。这也是她后来在大陆的诸种文学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实际上,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的那些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受伤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由此看来,蒙在这两部小说之上的这层迷雾,同样只能看作是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结果。”(《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也在《一支淡淡的歌——评张爱玲〈秧歌〉》这篇文章里说:“这本薄薄的《秧歌》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应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张爱玲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譬如《半生缘》——只是引人入胜的言情小说而已,没有什么深度可言。但淡淡的《秧歌》,却绝对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龙应台同时认为,“《秧歌》的题材是典型的宣传资料,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成熟的了解给了它深度,作者的技巧赋予它独立自主的艺术生命。《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挽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

这些评论表达了一个意思。即与张爱玲以“红楼梦句式”娓娓叙述40年代的上海滩城市旧家庭的传奇故事相比,《秧歌》和《赤地之恋》显然属于“异数”。无论是题材内容、语言风格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张爱玲以前的小说是驾轻就熟之作,那么后者则是对全新的土改时期的农村生活的“用心思考”;前者她能够任意铺陈,把握安排人物的命运和走向,而后者只能是“真实”地记录故事的场景,却无力评判它们的社会取向。不曾想,这“用心”创作的两部小说,却使张爱玲的命运和创作生涯发生“腰斩”——40年代与50年代的张爱玲泾渭分明。对于40年代的张氏小说好评如潮,推崇有加;而对50年代以后的张爱玲却讳莫冷落,甚至基本否定。评论很少谈及,出版时也把这两篇小说排斥在外。有学者指出:“张爱玲50年代前后的创作不可分割。如果把她写旧时代市民和知识女性的作品追认为今天中产阶级生活理想的前驱,将这部分文字与后来写新社会农民的血泪之书割裂开来,抬高前者,贬低后者,那就无异于将张爱玲关在由我们制造的狭笼里……”(复旦大学郜元宝:《重评张爱玲及其他》)

其实,张爱玲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而不是党的作家,无产阶级的作家;因此,她不可能有丁玲、周立波那样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觉悟,她在驾驭这样重大题材的时候,还缺乏对党的一系列政策的了解和研究,缺乏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及创作规律的把握。这种规律和要求告诉作家:只注意作品的“艺术真实”是不够的,还要注意“本质真实”,明白高层对于社会舆论和创作思想提倡的是什么。然而当时并没人告诉她这些。她只是按照自己固有的理解和方法写她并不熟悉、然而却触动她灵魂的东西。张爱玲也许并不熟悉农民,但她从来不准备将农民写成空洞的符号,而是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同情。她写活了40年代那些熟悉的小市民的灵魂,也写活了自己并不熟悉的解放初期的农民,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典型环境。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平稳的人生。这是她创作的一贯思想。但当评论框架脱离正常轨道的时候,判断的标准便发生偏移;张爱玲和她“用心”写出的土改小说也便成为凸现在主流意识视野中的“另类”。

张爱玲的家庭背景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父亲张志沂(字廷众)、母黄素琼(字逸梵)。

张爱玲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麦根路(今泰兴路),原籍河北丰润,原名张煐。1921年12月11日,唯一的弟弟张子静出生。1922年张爱玲随父亲迁居浙江温州。父任职金浦路铁路局英文秘书。1924年,张爱玲开始私塾教育,母亲与姑姑张茂渊奔赴欧洲游学,张爱玲由姨奶奶看管。1928年,父亲辞去职务,由天津搬回上海,母亲和姑姑也由英国返回上海。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并开始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名著。1930年入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张瑛改名为张爱玲(改自其英文名:Eileen),同年父母协议离婚,母亲与姑姑搬出宝隆花园洋房,在法租界租房住,张爱玲仍然随父亲生活。

  1931年,张爱玲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随白俄罗斯练习钢琴。1932年,母亲去往法国,张爱玲首次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于圣玛利亚校刊。1933年,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发表第一篇散文《迟暮》,并开始与父亲学写旧诗。1934年父亲再婚,后母为孙宝琦之女孙用蕃,并迁回麦根路别墅。张爱玲写《理想中的理想村》、《摩登红楼梦》、《后母的心》等文章,但是皆未发表。1936年,母亲携美国男友返回上海,张爱玲在《凤藻》上发表散文《秋雨》。1937年,张爱玲在圣玛利亚校刊《国光》半月刊发表小说《牛》、《霸王别姬》及评张若谨小说《若馨评》。在《凤藻》发表《论卡通画之前途》。后与后母因一点小事发生口角,被父亲责打,并拘禁半年。1938年年初,张爱玲趁夜逃到母亲家(详见张爱玲自传散文《私语》)。同年张爱玲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得第一名。

  1939年,张爱玲与母亲,姑姑迁居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爱丁堡公寓(今常德公寓)5楼51室。因战乱持伦敦大学成绩单入读香港大学文科,认识终生挚友炎樱。[2]1940年,张爱玲的散文《我的天才梦》参加《西风》三周年纪念征文,获第十三名荣誉奖,并获学校两项奖学金。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港大也因此停课,母亲的男友死在新加坡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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